40份真实案例：“完美”家庭主妇和“完美”母亲

家务劳动作为一份工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与另一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养育孩子。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有孩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母亲都是家庭主妇。

孩子作为影响家庭主妇工作方式的因素或有出现。例如，孩子会影响家庭主妇对特定工作任务的享受程度，还使得她们可能更长时间地工作。孩子也是造成家庭主妇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她的工作因需要不停地照看孩子而被中断。当某个女性的丈夫承担一些育儿负担时，主妇对做家务的满意度可能会更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妇的由两个角色带来的压力能够被有效缓解。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采访了40名女性的育儿感受，从这些真实的案例中，我们也许能看到矛盾，发现问题，并思考能否更好地解决它们。

育儿与家务的组合实际上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矛盾并不仅仅在于孩子是不能自理的生物个体，他们使整洁的房子变得乱糟糟，并要求主妇在做饭或打扫房间的同时把他们喂饱和陪他们玩耍。原则上，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服务性的功能是家务劳动的基础；而孩子是人。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英] 安•奥克利 著

汪 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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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则是“富有成效的”；不像家务劳动是没有收获的。家务劳动具有短期和重复的目标，即今天打扫了房子，明天还要再打扫，以此类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皆复如是。母亲的角色只有一个长期目标，也可以被描绘成母亲自己最终的失业。一个“成功的”母亲会将孩子抚养长大，并让孩子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能独立行事。

“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孩子

如果继续将孩子作为家庭主妇工作环境中的一个变量，那么对生育能力的控制便可以被视为一种控制工作条件的方法。女性对有关孩子是否是计划内生育的问题的回答表明，计划外出生的孩子很多，而且这些孩子更有可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非中产阶级家庭。如瑞恩沃特和温斯坦在《当穷人有了孩子》中所观察到的：

家庭计划和计划生育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独特方式……一种对未来的稳定感和信任感……是有效计划的先决条件。

工人阶级的女性往往比中产阶级的女性认为未来的可预测性要低，并且她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观念也不太强。当然，这种社会阶层的差别是概括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一定适用。但总体而言，这在本次采访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证实。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叙述出怀孕的具体的复杂心理感受、动机和反应。

我们结婚大约两年半后，我丈夫说我们真的应该要个孩子了。起初我还不太在意，但我们一直计划六年内生三个孩子，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开始了！然后，在生了第三个女儿之后，我们又说我们要在八年之内有四个孩子，但是最后这一个，我没有同意。四个孩子真的是太多了，会操心不过来。（出版公司负责人的妻子）

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女性对未来有更好的打算。玛丽·拜伦是这40位主妇中唯一一位原本不打算做母亲的女人。

不，我没有计划生她，我们真的不想要任何孩子。我们当然也不会再要了。我想如果当初没有生艾玛，我可能一个孩子也不会有。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自私，而孩子会把你束缚住。

在被人劝说要第二个孩子的重重压力下，她还是坚决拒绝了。

托尼说我们不会再要其他孩子了。首要原因是，孩子过多地将我捆绑在家。当人们问我：“那你什么时候要下一个呢？”他对他们说：玛丽才不会余生都站在厨房的洗碗槽后面呢！

如果是联合婚姻，女人可能会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来讨论有关孩子的话题；但是如果她的婚姻是分离型的，人称代词“我”会经常被使用。

我丈夫想要更多的孩子。我对有两个孩子感到很满足。人们不停告诉我“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孩子，你不必再要更多了”。但是我想我应该首先考虑我丈夫，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要生孩子，那就趁我还年轻的时候生。”于是我决定要第三个孩子，然后我就发现已经怀上了。（公路巡查员的妻子）

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计划内的，但是我再也不能生孩子了。由于一些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我已经做过绝育手术了，我在生最后一个孩子时难产。但是，好在我们也不想再有更多孩子了。（食品技术专家的妻子）

在计划内/计划外要孩子与家务满意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要孩子”的确是女性可潜在掌控的工作环境中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似乎并未反映在她们对家务的满意度/不满意度上。孩子数量与家务劳动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很小（不太重要），但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完美”家庭主妇和“完美”母亲

这种关联不符合常识。人们可能会预测，拥有一个大家庭的女性会感到更加沮丧，因此会对家务更加不满意。但是，家庭主妇的采访回复给出了两个大致的解释。首先，除家庭大小之外，同时成为“完美”家庭主妇和“完美”母亲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到以至于放宽家务劳动标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正如有三个孩子的中产阶级母亲萨拉·麦迪森所说：

只要不被打扰，我就喜欢做家务。一旦孩子们过来了，家务就成了一件真正的苦差事，因为你无法不被打扰地继续做事，即使你收拾整洁了，孩子们也会把它搞乱，所以我想，就这样吧，我说“算了吧，让家务见鬼去吧”，于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开心。

女性对母亲和家庭主妇这两个角色进行了清晰地区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这样区分。确实，许多女性育儿态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之一，就是她们对这两个角色缺乏区分。砌墙工的妻子桑德拉·毕晓普的谈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你喜欢照顾孩子吗？）

是的。唯一（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洗尿布。如果我手洗时它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白，我会感到非常失望。我会想：“他们看起来不是很糟糕吗？”在婆婆家，我曾经把它们放在炉子上煮沸杀菌，但是我在这里不能这样做，我只有一个电磁炉。开始时，我还用我的一个煮锅来煮沸它们，但那看起来还是不行，如此糟糕，我便不这样做了……我现在正在尝试训练她如厕，当她一直弄得一团糟时，我感到很失望…… 有时当那个尿盆在那里时，她会跑到盆后面去尿，我不喜欢看到那样。（这个孩子18个月大。）

在这里，主妇的两个角色被合并在一起。对于桑德拉·毕晓普来说，“照顾孩子”包括让孩子和孩子的衣服保持整洁。回答中一个简单的词“是”，表示她喜欢照顾孩子，可随后是关于如何保持尿布干净洁白的独白。因此，这种对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无差别对待的主要后果是，着重强调了母亲角色的服务性方面：这时育儿和家务便成了同义词。这种同义，意味着她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清洁和整洁，也会将适用于家庭任务的“完美主义者”标准投射到孩子身上来。

这种综合征的另一个迹象是对消费作用的强调。珍妮特·加拉格尔是一个工人阶级女性，嫁给了一个副驾驶员，并有四个孩子。当被问到是否愿意育儿时，她这样回复：

我几乎每周都给他们买东西。这周我给他们买了几条睡裤，几套床单和几双鞋子……

她对该主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列举了一系列为孩子们购置的物品，并引以为傲。其他许多女性也热切地描述了她们为孩子购买或打算购买的衣服，却没有过多地提及育儿的其他方面。

在目前的样本中，对这两种角色（做家务和做母亲）采取相似方法的，较常见于工人阶级女性中。同样的研究发现也出现在瑞恩沃特、科尔曼和汉德尔合著的对美国工人阶级母亲身份进行研究的《工人阶级的妻子》一书中。以下段落便取自这项研究，它进一步说明了工人阶级母亲的育儿方式：

工人阶级妻子珍视的莫过于她的孩子，这是一种主要的态度，即使孩子也是她沮丧感的来源之一。在谈论自己的孩子时，这些女性……感到被孩子“束缚”住了，她们一方面认为孩子们“特别讨人嫌和麻烦不断”，另一方面她们过分地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而且还称孩子们是“家里最宝贵的财富”……工人阶级的女性希望从孩子们的现在而不是将来获得满足感。即使要育儿，她也倾向于认为照顾孩子是应该能给她带来快乐的事物。对她而言，孩子很多时候，是一个被动的对象，需要被紧紧拥抱，或者用漂亮的衣物打扮起来，又或者从孩子滑稽搞笑的动作中获取快乐。

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之间的等同可以看作是女性对其所处情形的简单反应。这两项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社会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普遍缺乏此种区分：“家庭主妇”即是指女人、妻子和母亲，人们很少单独论及其中的单个身份。社会对一个在家照看孩子的女性的职业描述不是“母亲”而是“家庭主妇”。但是，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的区分困惑也与——通常是——工人阶级对孩子教导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的女性很少提及视孩子为一个个体的兴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现实实践中她们不将孩子视为个体）。她们更为重视的是，孩子在公共场所的露面和行为。

相比之下，在中产阶级群体中，有很多人提及儿童的乐趣，把他们作为一种在人们眼前逐渐发展成型的个性个体，作为成长过程中的主动和独立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要装饰或被控制的被动对象。记者的妻子凯瑟琳·普林斯在回答“你愿意照顾孩子吗？”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了这种典型的态度。

是的，我很喜欢。我宁愿和孩子待在一起，而不是工作——或者做其他我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我期望发现它会回报颇丰，但也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仅仅是看着一个成长中的人和看他从无到有地学习做事和做人，这就够了——以及你在这方面所施加给他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显然，只有在将育儿活动与家务区别对待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才有可能。迈克尔·弗加狄及其合著者在《性、职业和家庭》中发现中产阶级倾向于区分这些不同角色。在分析得到的关于在处理不同家庭任务时的偏好问题的答案时，他们得出如下结论。

从这些杂多类别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将育儿从打扫清洁（活动）类别中分离出来。这表明，清洁和修补物品比较日常烦琐，大多数妻子更愿意委托给他人……而育儿与此是独立、分开的。

被母性角色的荣耀光环所掩盖的身份

虽然样本中的大学毕业生女性，通常在实践中，会将育儿与最不喜欢的家务活动——家庭预算、洗衣和清洁——联系在一起，但是从理论上讲，育儿与所有其他任务都是区分开的。完成家务劳动并专注于有回报的抚育子女方面可能会需要很多精力。

可能这个孩子是“超棒”和“漂亮”，但他也是家庭主妇内部情绪混乱的原因，这种混乱程度只能与她找不到足够（不间断地）时间打扫房屋的外部混乱相比拟。另一个原因是母亲身份的“神话”特性，它从产前阅读中逐渐被女性所吸收，正如受访者朱丽叶·沃伦发现的那样，它与主妇实际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并不否认母亲身份有它自身的回报；她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一身份也剥夺了相当多的东西，而这一面，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母性角色的荣耀光环所掩盖。

在这种语境下，“满意度”是指女性反馈的与育儿相关的情感回报程度，而不是指与此稍微有些不同的“成为”一位母亲重要性上的满意程度。在对育儿“满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孩子的矛盾情绪和对母亲角色的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个问题的一个类似问题，是育儿方面的询问——“你喜欢照顾孩子吗？”。就措辞上而言，这个问题很难说很传统：它允许回答者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另一方面社会语境只能包容那些给出肯定回答的人。

实际上，40名女性中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喜欢”这种否定答案。缺乏否定回复可能也是一种标志，它表明人们对母子关系持消极态度在社会上是不能被接受的。面对要认同母亲角色的强大压力，对育儿活动的不满表达可能会被主妇认为是自我威胁。母亲的社会形象赋予了母子关系一种充满母性光辉的相互满足感，女性带着自己也会喜欢照顾孩子这种期望长大。成年女性角色和母亲角色之间的等同，排除了人们会公开拒绝孩子和公开推卸养育孩子任务的可能性。

尽管这40名女性在最初的回答中没人宣称不喜欢照顾孩子，但有相当多的人在随后的讲述中对此表达了一些矛盾的感受。四分之三的工人阶级女性都表现出了矛盾心态，而中产阶级女性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回答中明显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琼·道尔说“喜欢”照顾她的孩子们。

我想，如果没有他（第三个孩子），我会把她放到托儿所里去。等他三岁时，我就要把他送去那里。当我照顾他时，我也继续照顾她，她一直陪伴着我。她曾经和我一同进出医院。但我不会照看他太久。这确实对孩子不公平，因为你会忍不住对他们发脾气。当你仔细想一想，当你有时间安静下来时，你会意识到他们这样是很正常的。

他们很烦人。有时我会打他（宝宝），之后我又很后悔。

琼·道尔在努力适应一个她认为很困难的情形，这在她后来的表达中显而易见。

除了外出工作，我已经五年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你会介意吗？）

我已经适应了。我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无法离开他们。我不介意——只要熨烫，你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你只是看看电视，并对衣物进行熨烫……

此时，她变得语无伦次、没有条理，不清楚她想说些什么。这些评论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母亲身份的某些状况：与社会隔离，还有母亲对子女负有的持久的和不容懈怠的责任。但是琼·道尔的话也反映出了一种矛盾心态。孩子是她获得情感回报和收获满足感的最重要来源吗？还是孩子们是负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她是如何调和自己的这些不同感受呢？

与孩子们保持亲密被社会赋予了很高的价值，被认为是母亲的一种核心素质，而这也与母亲们没有表达出的对这种社会价值加诸其上的不满有关联。另一个工人阶级母亲，吉尔·达菲，间接地回答了“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个问题。她说：“我去哪里，都会带着他们，除了晚上。没有其他人带孩子”。她这么说是想表达，她是一位“好”母亲，因为她不会在白天与孩子们分开。但这里也有一种自我劝说的意味：“如果我一直与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一定是一位好母亲（我肯定喜欢我的孩子）”。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个问题引起了这种特殊的反应。莎莉·乔丹对她的孩子不耐烦——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也同样像吉尔·达菲那样担忧，担心自己是否会被人们认可为“好”妈妈，因此她会提到母乳喂养，以及宣称“时间不够”是让她没能母乳喂养第二个孩子的缘由。

这些女性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有一个相对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她们显然无法表达强烈的积极感受。比如，抚养孩子的喜悦，孩子所带来的情感回报，对孩子的喜爱等，这些都没有被直接提及。她们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一种对孩子的漠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这与许多现代社会机构所传递给人们的母性理想背道而驰。

从理论上讲，她们也觉得孩子很重要。但是，实际生活上又是另一种情形。这些社会阶层上的差异，当然，并不是绝对的。在中产阶级群体中，有些女性也“像工人阶级那样”，也有些“工人阶级”的女性与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在育儿态度方面有着更多共同点。正如纽森所评论的那样：

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多的了解，那么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可能比仅仅用父亲的职业来衡量家庭所属阶层而更能提供一份可靠的社会分类指南。

还必须强调的是，在讨论上述社会阶层差异时，我绝对不是想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做母亲“不称职”。正如我之前所说，其中一些女性所表现出的育儿的物质/技术方面可以当作这些女性对自身处境所做的一些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现代社会定义女性为“服务角色”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在持家的主妇角色中，服务性功能比生产性或创新性作用更为突出、重要。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女性作为丈夫和孩子的需求的满足者的形象也同样突出：女性通过满足丈夫（工人劳动力）的物质需要和抚养子女（下一代的工人劳动力）来为劳动力“服务”，这样男人就可以摆脱儿童社会化这一责任的束缚，并可以去家庭外自由地工作。

我们可以来看看孩子在家庭主妇生活中的地位，并讨论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读者也可以对此做出价值判断。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访谈很好地记录了现如今母亲角色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令人不满意的社会处境。社会孤立和持续的责任会引起母亲们的不满。与家庭主妇的角色需求相竞争意味着，对于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母亲而言，孩子有时候会被视为获取家务工作满意度的障碍；对于孩子而言，将他们的需求与家务的需求并置，只会让他们体验到失望和沮丧。

尽管男人可以通过参与育儿工作来缓解这一困难，但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可能是一种恶化和倒退。男人喜欢的育儿活动，一般是与孩子们玩耍，带他们外出和哄孩子上床睡觉等。很显然，他们对抚育孩子的另一面：如工作般、例行常规、不太愉快等，强烈反感。父亲角色的此种扩大对于女性来说是个不幸的改变，因为她们从中得不到半点好处，除了暂时有点空闲可以去做家务活（例如，“他每天晚上和孩子们玩耍，所以我可以洗好碗”）。与此同时，她们还失去了一些父母陪同育儿的情感回报。对家务的满意度可能是有所提高，但这是以牺牲养育孩子的满意度为代价的。

本文节选自《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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